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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:泰国九成学生曾遭校园暴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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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,西域格调的服装一时风靡于长安并不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人为倡导,尽管汉魏传统服装备受冲击,但唐王朝希望能保持服装等级有差的规范心理却始终深化延续。无论其各时代服饰制令屡有变更,但大抵以紫、绯、绿、青四色来定尊卑贵贱。即使对日常穿着的常服,朝廷也经常横加干涉,固执地将它作为政治要求和道德伦理的象征,汇合法制、哲理、教化等各种手段进行纲常礼教的约束。

  贞观时李世民《定服色诏》就说:“自末代浇浮,采章讹杂,卿士无高卑之序,兆庶行僭侈之仪,遂使金玉珠玑,靡隔于工贾,锦绣绮谷,下通于皂隶,习俗为常,流遁亡反,因循已久,莫能惩革。”咸亨时李治敕令:“如闻在外官人百姓,有不依令式,遂于袍衫之内,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祆子,或于闾野,公然露服,贵贱莫辨,有彝伦。”开元初,“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,焚之于殿廷,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”。可是一旦社会生产复苏,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不可抑制地冲破朝廷的刻板束缚,长安城内不久又争奇斗艳,“尚胡曲,供胡食,士女皆竟衣胡服”。天宝元年,江南数百名鲜服靓妆的妇女到长安表演,于是吴楚的大笠、宽袖、芒履以及短衣窄裳样式又在长安轰动一时,不胫而走。这种风气冲破着“违式禁断”的条例堤防,加速了服装的改变。

  令人思索的是,经过中唐动乱之后的唐代服装,不仅没有趋于朴素无华,反而更加艳丽奢华,衣服且由实用转为装饰,越来越趋于长大宽博、拖沓宽松,直到走路也必须把衣角提起才能行动。文宗即位后虽“禁高髻、险妆、去眉、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”,但终因长安“贵戚皆不便,谤讪嚣然,议遂格”。这不仅是豪门贵族竞相奢靡,精神颓废,更主要的是唐廷禁止奢服侈裳,其着眼点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,因此不能根治弊俗奢风。

  不难看出,这种不同时期不规则的波动,反映出对服装的变化要作更广阔的、本源的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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